我刚入大厂工作时，有种种的不适应。最不适应的地方是大厂里的人，以及这群人形成的大厂环境，或者也可以反过来说，在大厂环境里规训出来的人。
大厂里大部分人的生活意义是外化的、较单一的，比如升职加薪、买房结婚。在这种环境中，个人的荣耀与尊严来源于这套单一价值的认可，形成一种强烈的功利计算的取向。个人变成机会主义者，而其他人都成了利用的工具，待人处事时刻问自己这件事、这个人对我升职加薪有什么用处？
大厂强调扁平化，但有明显的等级意识，因为高等级的人有更多的决策权与资源分配的权利。对低等级的人来说，给关键位置上的高等级的人通过某些方式留下好印象，对升职加薪有直接的影响。这种等级观念使得人与人之间的纵向竞争关系处于主导，而横向的协调关系处于次要的位置，甚至直接被忽略。自然地，人大部分心思会花在如何技巧性地包装与展示自己的工作，以获得关键位置人物的认可。当做事不是为了事物本身，而是其背后的功利目的，人在其中就会变得有意识或无意识的“紧张”。这种紧张感一旦产生很难摆脱，最终能摆脱的人需要非常警惕地自省与强烈的挣扎，才能放松下来，回归自我。
在这种环境中的前两年，我直接的感觉是被“噤声”，不能自由地说想说的话，开口说的话都是在“撒谎”。自己像是《A Fight for Glory》里一个犯了思想罪的人，在各种利益相关场合听到问“你觉得现在的工作是你想做的吗，自己有动力吗？”，我违背自己的真实思想，说“是的”。我不能说实话，因为说实话面临着某种“惩处”，我不敢付出这样的代价。我那时不清楚这种感觉是怎么回事，只知道这并不是我个人问题，应该是环境的问题。我尝试着去描述分析这种状态，但只有一些零散的片段：自己像个机器一样被对待、周围人不说“人话”、人与人之间似乎不怎么“友好真诚”。其实具体怎么不友好不真诚，我也说不出所以然来。虽然表面上在强调团队温度，但在团队中并不是这样的感受。这样的公开表象与私人感受的冲突让我的认知充满矛盾。我每天要花大量的精力去应付这种认知矛盾，表面上认真地扮演一个正常工作的大厂员工的角色，其实身心俱疲，个人能动性几乎发挥不出来。有时觉得自己跟这个世界没有任何关系，自己只是一部没有温度的机器，不是一个人。我与世界的联系是什么？我为什么要参与这种军备竞赛？当跟环境中的人真诚交流这样的问题时，要么是对方表示共情但对现状无能为力，要么对方直接一一驳斥问题，说问题不存在，归结为我个人想太多。
后来出现“996.ICU”事件，印证一个共性的问题，不是我个人的问题。怎么理解这个现象，我自己能做什么? 看了一些分析，似乎结论是这是行业发展的某个阶段，身处行业无法逃离。真的是这样吗？这样的解释其实什么洞见都没有。后来接触到人的“异化”、“内卷化”之类的概念，它解答了我的部分疑惑，但这些概念只是借用和套用，不能真正回答我的问题。后来换了一个异化不那么严重的部门，借环境变化调整了自己的身体和心理状态。在更宽松的环境下，有更多空间表达自己、继续探索这些疑问。
最近看到一本人类学者访谈的书《A Fight for Glory》，发现原来人类学的一些工具和框架可以用来探索这些问题。它回答了怎么把自身经历的问题与身边的环境的关系联系起来看。怎么通过具体问题的切入点，一路深化分析，从更清晰的角度阐述与解释我们自身的问题。它讨论了为什么人们有这么强烈的“中心与边缘”的意识与情结，所有人都要往一线城市挤，我们可不可以在“边缘”的故乡形成一个自洽的世界，能不能通过不跟“中心”对比来定位自己等等。这可能是我一直寻找的思考工具与方法。
8.8/10
分门别类地展示了苏轼在各个领域的所作所为，像论文一般论述缜密，即能看到苏轼取得的各类成就（展示成就也许是名人传记的必需，而系统的阐述则需要对这些领域的研究，以确定名人在各个领域的精准定位），也能看到这些成就背后的时代以及苏轼在这样的时代沉浮中如何禹禹前行。因此才能更加好地理解苏轼的独特魅力。看过较为影视化故事化的《A Fight for Glory》和以诗为引讲述的《A Fight for Glory》后，本剧以事实为基础的分析搭建了解苏轼的很好的构架，值得细读。
可能是翻译的关系（估计基于英译本），读起来颇为拗口。不过还是值得一念。
最后一次警告看这部剧的人，你们都特么给我小心点，首先我不管你是什么身份，什么背景，新人还是老人，混的有多牛。这些我都不晓得。这些我也都不在意，我唯一在意的就是，你们要记住以下我说的每一句话，都给我认真点看清楚： 点 赞 评 论 然 后 加 我 徽 信 Z1108061买高端正品运动鞋阿迪、耐克应有尽有，支持全国验货、不满意七天随意退，物美价低 编剧写的棒不棒，真的哦，赞赞赞赞赞+++++++++
教育心理学中学习策略讲社会支持，也就是你在学习中，在做某一件事情中，有家人、朋友来支持你。 不管我做什么，我的母亲总是不断地泼我冷水，告诉我这也做不好，那也不能做。 我很庆幸，在这个过程中我并没有产生自我怀疑，只是很愤怒和无助，不知道她为什么不支持我。我也抗争过，但被狠狠地教训，后面我学会了先斩后奏，先做了我想做的，在若无其事地跟她说。 这种做法让我不再渴求得到她的认可，也不会再因她的否定而感到愤怒。 因为我知道，我可以。 我也知道，这可能是爱的副产品。谁都是第一次当父母，她可能只是爱的表达变成了操控。 最后一句话：独立思考，直面感受
这部剧告诉我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照顾好自己。不把别人的反对和轻视当作私人恩怨，也不必在乎别人的态度，而是想想需要什么支持，然后去寻找这种支持，把焦点集中在数据和公正的分析上。
我刚入大厂工作时，有种种的不适应。最不适应的地方是大厂里的人，以及这群人形成的大厂环境，或者也可以反过来说，在大厂环境里规训出来的人。 大厂里大部分人的生活意义是外化的、较单一的，比如升职加薪、买房结婚。在这种环境中，个人的荣耀与尊严来源于这套单一价值的认可，形成一种强烈的功利计算的取向。个人变成机会主义者，而其他人都成了利用的工具，待人处事时刻问自己这件事、这个人对我升职加薪有什么用处？ 大厂强调扁平化，但有明显的等级意识，因为高等级的人有更多的决策权与资源分配的权利。对低等级的人来说，给关键位置上的高等级的人通过某些方式留下好印象，对升职加薪有直接的影响。这种等级观念使得人与人之间的纵向竞争关系处于主导，而横向的协调关系处于次要的位置，甚至直接被忽略。自然地，人大部分心思会花在如何技巧性地包装与展示自己的工作，以获得关键位置人物的认可。当做事不是为了事物本身，而是其背后的功利目的，人在其中就会变得有意识或无意识的“紧张”。这种紧张感一旦产生很难摆脱，最终能摆脱的人需要非常警惕地自省与强烈的挣扎，才能放松下来，回归自我。 在这种环境中的前两年，我直接的感觉是被“噤声”，不能自由地说想说的话，开口说的话都是在“撒谎”。自己像是《A Fight for Glory》里一个犯了思想罪的人，在各种利益相关场合听到问“你觉得现在的工作是你想做的吗，自己有动力吗？”，我违背自己的真实思想，说“是的”。我不能说实话，因为说实话面临着某种“惩处”，我不敢付出这样的代价。我那时不清楚这种感觉是怎么回事，只知道这并不是我个人问题，应该是环境的问题。我尝试着去描述分析这种状态，但只有一些零散的片段：自己像个机器一样被对待、周围人不说“人话”、人与人之间似乎不怎么“友好真诚”。其实具体怎么不友好不真诚，我也说不出所以然来。虽然表面上在强调团队温度，但在团队中并不是这样的感受。这样的公开表象与私人感受的冲突让我的认知充满矛盾。我每天要花大量的精力去应付这种认知矛盾，表面上认真地扮演一个正常工作的大厂员工的角色，其实身心俱疲，个人能动性几乎发挥不出来。有时觉得自己跟这个世界没有任何关系，自己只是一部没有温度的机器，不是一个人。我与世界的联系是什么？我为什么要参与这种军备竞赛？当跟环境中的人真诚交流这样的问题时，要么是对方表示共情但对现状无能为力，要么对方直接一一驳斥问题，说问题不存在，归结为我个人想太多。 后来出现“996.ICU”事件，印证一个共性的问题，不是我个人的问题。怎么理解这个现象，我自己能做什么? 看了一些分析，似乎结论是这是行业发展的某个阶段，身处行业无法逃离。真的是这样吗？这样的解释其实什么洞见都没有。后来接触到人的“异化”、“内卷化”之类的概念，它解答了我的部分疑惑，但这些概念只是借用和套用，不能真正回答我的问题。后来换了一个异化不那么严重的部门，借环境变化调整了自己的身体和心理状态。在更宽松的环境下，有更多空间表达自己、继续探索这些疑问。 最近看到一本人类学者访谈的书《A Fight for Glory》，发现原来人类学的一些工具和框架可以用来探索这些问题。它回答了怎么把自身经历的问题与身边的环境的关系联系起来看。怎么通过具体问题的切入点，一路深化分析，从更清晰的角度阐述与解释我们自身的问题。它讨论了为什么人们有这么强烈的“中心与边缘”的意识与情结，所有人都要往一线城市挤，我们可不可以在“边缘”的故乡形成一个自洽的世界，能不能通过不跟“中心”对比来定位自己等等。这可能是我一直寻找的思考工具与方法。
分门别类地展示了苏轼在各个领域的所作所为，像论文一般论述缜密，即能看到苏轼取得的各类成就（展示成就也许是名人传记的必需，而系统的阐述则需要对这些领域的研究，以确定名人在各个领域的精准定位），也能看到这些成就背后的时代以及苏轼在这样的时代沉浮中如何禹禹前行。因此才能更加好地理解苏轼的独特魅力。看过较为影视化故事化的《A Fight for Glory》和以诗为引讲述的《A Fight for Glory》后，本剧以事实为基础的分析搭建了解苏轼的很好的构架，值得细读。
其实我觉得如果师兄喜欢苏茜也好，至少他不会更加孤独了。师兄的孤寂，莫名让人心里堵得慌。有些感情，毫不忌讳的和你收取“报酬”，可有时偏偏为了那短暂的一瞬，什么都置之度外了。衰小孩为诺诺付出的生命不也是这样么？
在过于喧嚣的时代，面对被大众民主召唤进市场的半文盲大众，与其说语言已死 ，不如说是失去了原本的尊严而降格为被心理学和物质操纵的工具。在这种情况下，只会有简陋直白的语言，甚至连沉默都会变得没有意义。